
刘亚楼仅用二十九个小时就攻克了天津,这场战役几乎如摧枯拉朽般迅速彻底:他率军全歼敌军两个军、十个师,共十三万人,俘获包括天津警备司令兼防守司令陈长捷、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、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在内的二十八名将级军官配资的好处,缴获各种火炮一千六百四十八门、轻重机枪三千五百五十三挺、各种枪械五万四千支以及八百多辆汽车。昔日被称为“固若金汤”的“大堡垒化天津”,在刘亚楼的炮火下,竟如纸糊灯笼般不堪一击。
《大决战·平津战役》中提到的“大炮上刺刀”确实存在。林彪和刘亚楼在打锦州、打四平时,都不愿以战士生命换取建筑保全——他们一向主张能用炮决不近身,用火力压制代替人命堆积。
在总攻前,东北野战军在天津周边储备了足足四百四十二个车皮、共三千三百七十三吨的弹药,并紧急动员三十三个野战医院,按照收治六到八万名伤员的标准部署医疗救护系统。
展开剩余80%刘亚楼深知,对敌仁慈就是对己残忍。大战前,他亲笔起草了《关于天津攻坚战的协同计划》,下发至连以上指挥员,对步兵、炮兵、坦克兵之间的协同作战细节进行了详尽说明,确保各兵种配合无误。
由于此次作战需要动用大量重火力,有人担心天津城内存在租界和外国人,若敌军退入租界区并以外国人房屋为掩体,将使战斗复杂化、进攻困难。
看到这里,读者或许会疑惑:过去只听说上海有租界,为什么天津也有,而且还有不少外国人?其实,了解天津的朋友只要去看看1999年修复、扩建的“天津海河意式风情区”,就能明白当年的情况。
二战之后,虽然天津名义上的九国租界已被取消,但实际意义上的有形与无形租界依然存在。洋人在天津依旧傲慢无比,陈长捷、杜建时对他们也不得不敬畏三分。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天津租界及特区》一书中这样写道:“天津租界,各国肆力经营,市政事业,蔚然大备。”实际上,这些所谓的“市政事业”,不过是掠夺与盘剥的外衣。外国势力几乎霸占了天津所有码头,中国的船只停靠必须缴税。法租界的大来码头、大阪码头明码标价:商船每只三十五银圆,拖船十五银圆,驳船五银圆,货物按吨另加银六分。洋人只收真银,不要钞票,商船民船都不敢违抗,因为一旦与洋人冲突,官府往往站在洋人一边。
从1860年起,洋人在天津横行了近百年。陈长捷把他们的房子视作禁区,他能拆掉城外五里的民房,却不敢动洋房一砖一瓦,还特意把碉堡修在洋楼附近,以为解放军会顾忌外国势力,不敢开炮。
然而在刘亚楼的指挥下,解放军的词典里从没有“怕”字。对于敌人藏身外国人房屋的问题,刘亚楼果断下令三条:第一,凡是敌军设防并据守的街道与房屋,不论是否属于旧租界,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,不管插的哪国国旗,一律强攻;第二,不能因为怕炮弹误中外国人房屋而不敢开炮;第三,对于没有设防、未被敌军据守但悬挂外国旗帜的房屋,可以不进入,但必须派人监视。
他的命令态度鲜明:炮弹不长眼,中外无别,一切阻碍攻城的目标,都要轰平!
电视剧《特赦1959》中将陈长捷描绘成“委屈”的模样,其实并不真实。实际上,他在天津是打算死守到底的,甚至放话“要把天津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,与天津共存亡”。他发布命令,若自己战死,副司令林伟俦继任,各级主官也必须预先指定继任者。
陈长捷给部队下了残酷的死命令:士兵若擅自退却,班长可当场枪决;班长若退却,排长枪决;排长退却,连长枪决;连长退却,营长枪决;营长退却,团长枪决;团长退却,师长枪决。这一连串命令冷酷至极,根本不拿士兵性命当回事。至于百姓,他更不在乎——为了扩大射界,他早已把郊区民房夷为平地。
陈长捷妄图“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”,要将天津化为焦土。对此,林彪与总指挥刘亚楼自然不会手软。1月13日中午,林彪下令:“天津之敌毫无投降诚意,只在拖延时间;各部应按计划于明日攻击,坚决歼灭。”
1月14日上午9点半,信号弹升空,五百余门大炮齐声怒吼,轰击持续一小时。炮弹精准命中敌军暗堡碉楼,连城墙都被炸出几个大缺口。天津工委的地下党早已将防御图交给刘亚楼,使炮火攻击如同“长了眼睛”一般,指哪打哪。
陈长捷自以为防御坚固、装备精良,但在五百门火炮的覆盖下连还击都做不到。他的两架支援飞机刚起飞,就被埋伏在津保公路两侧的高炮击落。后来刘亚楼任空军司令,击落高空侦察机的本领,正是从天津战役的精准指挥中磨炼出来的。
刘亚楼指挥作战向来稳准狠。他命令对外国人房屋一视同仁开火,但尽量避免波及普通民居。他提前组织了大量演练:坦克掩护步兵突击,炮兵摧毁防线,工兵爆破碉堡。攻城部队挖了三万六千米交通壕,为近距离猛攻做好准备。
刘亚楼的炮火威力极大。陈长捷被俘后在回忆录中仍心有余悸:“第八十六军精锐尽出,坚守东局子支点,仅被解放军一昼夜强攻即陷,全团覆灭,仅有一名营长逃出,却被震成哑巴。”如此猛烈炮火,让敌军全线溃散。
二纵十二团在酒精厂遭遇敌六十二军阻击,强攻两次未果,随后调集山炮连支援。团长颜文斌率部猛烈轰炸,战士鞠海青扛着七十五公斤炸药冲向敌楼,一声巨响后,大楼塌了一半,敌师长李学正及其八百余人悉数被俘。
天津战役中,东北野战军牺牲与负伤两万三千人,但大部分伤员都得到及时救治并重返前线。刘亚楼的指导思想是以最小伤亡换取最大胜利。猛烈精准的炮火不仅保护了天津城的大部分建筑,也减少了我军伤亡。六比一的敌我战损比,正是他高超指挥艺术的体现。陈长捷妄想“挟洋自保”,终究一无所获——他们原本指望坚守平津以待美援。
刘亚楼攻天津前下达的三条命令,后来引发了一些争议。但这场争论,随着渡江战役中英国军舰“紫石英号”被击退后便彻底平息:
中国内河配资的好处,外国军舰不得擅入;若敢自由行动或向我军开火,必须坚决反击,直至击沉或驱逐出境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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